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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70年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回望与前瞻

[导读]:伴随新中国成立70年来民族地区和民族教育的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学科体系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目前,学界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民族传统...

  伴随新中国成立70年来民族地区和民族教育的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学科体系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目前,学界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民族传统体育基础理论、武术基础理论与项目实践、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解读与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对策。研究成就主要体现在研究队伍的形成与传承、研究成果的累积与突破、研究视野的形成与拓展等方面。本研究在回顾、梳理、总结新中国70年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发展历程、研究重点与发展成就的基础上,对新时代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发展提出建议:首先,完善学科自身发展,其要义在于体现特色,为满足社会需求发挥自身的学科优势;其次,满足社会需要导向,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只有通过服务社会,才能立稳学科地位、体现学科价值;再次,加强学校体育传承,课程、教学、师资是三个重要因素,其中弥补师资不足又是当务之急;最后,扩大国际文化交流,主动顺应日益频繁的国际交流,积极构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交流平台和传播体系。

  [作者简介]郝家春(1974—),男,安徽六安人,博士,中南民族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体育和社会体育。龚观(1994—),男,湖北武汉人,中南民族大学体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学校体育。

  [基金项目]中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强国重要论述研究”(项目编号:CSY20015);中南民族大学2018年校级教研项目“民族院校体育课程设置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项目编号:JYX18057)的阶段性成果

  民族传统体育是相对于现代体育而言的,是扎根于中国本土并流传在民族、民间的体育活动。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种体育形式和文化形态,它既有体育的一般属性,又具有自身的显著特征,主要特征体现在民族性、传统性、时代性、地域性。而民族传统体育学科是指紧密结合民族传统体育实践,同时吸收和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对民族传统体育的起源、本质、结构与功能、类型与模式、冲突与变迁、传承与发展等进行研究,以揭示民族传统体育发生发展规律的一门综合性交叉学科。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民族传统体育在项目保护、文化传承、对外交往、竞赛推广、产业开发以及全民健身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伴随这些成就,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理论研究也呈现出不断发展、持续活跃的态势。但是,现有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学科性质、学科基础理论、学科体系构建以及学科发展对策等领域,而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发展历程把握不够全面、总结不够深刻。基于此,梳理和分析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发展历程,尤其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发展脉络,对于明晰学科发展规律、加强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良性互动、促进学科在新时代背景下健康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949年新中国成立,百业待兴,万象更新。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迎来了发展的春天。1952年毛主席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从此中国体育与中华民族紧密地连接在一起。1953年在天津举行了首次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1984年国家体委命名此次比赛为第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1958年全国武术协会在北京成立,为进一步开展武术运动创造了良好条件。[1]在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和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运动会上,也都设置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比赛。这些重大比赛的举办不仅为各民族传统体育提供了交流和展示的平台,也使场地器材、竞赛体系、比赛规则、管理组织等得到了规范化的统一和提升。令人痛心的是,正当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学科起步发展时,遇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时期,民族传统体育也难免“遭遇挫折”和“发展停滞”。[2]这期间,许多有益身心健康、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体育被扣上了“封建主义”的帽子而不得开展。[3]在民族传统体育社会实践遭遇挫折的同时,相关理论研究也基本进入停滞状态。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与此同时,体育工作也转移了工作重心,中国体育重新恢复了发展的活力。1982年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召开,自此开启了4年一届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办赛传统。与此同时,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理论研究也同步发展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尤其是1990年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其中不仅识别、收录了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676项传统体育条目,也收录了301项汉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第一次“摸清了家底”。该书的出版吹响了体育界向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科学研究领域进军的号角。[4]1993年武术与其他6个专业一并被纳入体育学科的专业门类体系。[5]这也标志着民族传统体育正式进入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为今后的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法规体系方面,1995年是中国体育法制化和制度化建设的重要一年:6月20日,国务院印发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体育法》)。《体育法》的颁布不仅填补了国家体育立法的空白,也标志着中国体育工作开始进入依法行政、以法治体的新阶段,这是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体育法》中明确规定:“国家扶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体育事业,培养少数民族体育人才”“国家鼓励、支持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的发掘、整理和提高”。在人才培养方面,1986年国务院学位办公室正式批准上海体育学院设立“武术理论与方法”硕士研究生授权点。[6]1996年上海体育学院获得国务院学位办批准设立“武术理论与方法”博士学位授权点,1997年更名为“民族传统体育学”博士点,并同年开始招生。在学科建设方面,1997年民族传统体育被确定为体育学一级学科下的4个二级学科之一。在专业发展方面,在1998年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武术专业被调整为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在2011年教育部的专业目录调整中,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又被调整为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在课题立项方面,民族体育研究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中实现立项突破且数量稳中有升,标志着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研究水平迈上新台阶。1997年,关于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课题首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立项。1在论文专著方面,有研究显示,民族传统体育高被引频次前20名论文的发表时间为1999-2007年;民族传统体育高被引频次前20名论著中有95%的出版时间为1994-2006年。[7]

  以党的十八大为时间节点和历史标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8]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也迎来了繁荣与创新时期。在政策法规方面,进一步明确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目标和创新举措,不断提升民族传统体育的功能和地位。2014年印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中指出:“支持中西部地区充分利用江河湖海、山地、沙漠、草原、冰雪等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发展区域特色体育产业。扶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少数民族特色体育产业”。2016年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指出:“大力发展群众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鼓励开发适合不同人群、不同地域特点的特色运动项目,扶持推广太极拳、健身气功等民族民俗民间传统运动项目”。2017年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指出:“发展传统体育,抢救濒危传统体育项目,把传统体育项目纳入全民健身工程。推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整理研究和保护传承”。

  在赛事开展方面,2015年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规模盛大,共有34个代表团6240名各民族运动员,参加了17个竞赛项目和178个表演项目。2019年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是向新中国成立70年周年献礼的一次民族体育盛会,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解放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4个代表团共7009名各民族运动员,参加了17个竞赛项目和194个表演项目。无论是参赛队伍还是参赛人数均创历届之最。此外,4年一届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举办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不仅有力地促进了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也切实地推动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发展。

  在科学研究方面,伴随着民族传统体育实践的蓬勃发展,研究者们在高级别课题立项以及高水平论文发表方面也呈现出繁荣创新态势。仅以2018年为例,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有12项是关于民族传统体育方面的课题研究;全年在体育学权威期刊《体育科学》上发表相关成果9篇。

  实践表明,学科发展必须依托科学研究的有力支撑。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发展与科学研究紧密相连,科学研究是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发展的源泉。回顾70年发展历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研究范围日益广泛,基于文献统计分析,以下四个领域是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研究重点。

  民族传统体育基础理论是指在民族传统体育学科体系中起基础性作用并具有稳定性、根本性、普遍性特点的理论原理。相关前期成果主要聚焦于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特征、价值以及学科构建等方面。

  概念是思维的逻辑起点。对于“什么是民族传统体育”,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尽相同的解读与界定,迄今为止仍未确定统一的定义。有人认为是近代以前的体育竞技娱乐活动;有人认为各民族(包括汉族)传统体育是民族体育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历史文化遗产;有人认为是某个或几个民族开展的,没有被现代化改造的、至今还有影响的体育竞技娱乐活动。有学者通过对多种关于“民族传统体育”的解读进行分析与整合,继而从学科的视角提出了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释义: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滋润下,由各个民族创造的,逐渐融合发展,流传至今的各种自成体系的体育运动的总和。而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研究对象是:众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基本技术、基本理论及其内在逻辑体系和适应社会发展的问题。[9]

  特征是一个客体或一组客体特性的抽象结果。关于民族传统体育的特征是什么,学者们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探讨。或许因为探讨客体的丰富性,列举出的特征也呈现出多样性,主要包括民族性、地域性、族群性、自然性、传承性、统一和谐性、生产生活性、民众参与性、性别与年龄特性、娱乐性、竞技性、文化性、艺术性等。可见民族传统体育特征本身就具有多样性特征。有研究指出,构成“民族传统体育”的两个最为根本和统摄性的特质是:民族性和传统性。[10]

  价值是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某种属性。而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就在于能够满足人的发展需要。客体是否有价值,更多地取决于主体的主观需要和价值判断。基于此,就不难理解民族传统体育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不同的发展状态了。不同学者基于不同认知理解和价值判断得出不同的结论。有学者指出,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主要有历史价值、人文价值、社会价值、审美价值以及健身价值等。[11]

  除了聚焦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特征、价值等方面外,学科构建也是基础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尤其是进入“改革与推进期”阶段后,伴随着民族传统体育二级学科地位的确立以及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设置,关于学科构建的理论基础逐步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和重视。相关研究指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尚不成熟,重要原因在于理论体系不清晰,基础理论研究不深入,从而导致学科发展缺乏高度综合的基础理论知识体系做支撑。建议采用多学科的视角、理论以及方法来研究民族传统体育,在研究过程中逐步构建和完善民族传统体育基础理论。尽管研究视角有别,研究方法各异,研究结果也不尽相同,但是综合相关研究可以得出以下共识:首先,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基础理论比较薄弱;其次,基础理论对于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再次,充分借鉴、综合利用多学科知识和方法是夯实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基础理论的必由之路;最后,基础理论研究要与前沿问题研究相结合,即用基础理论研究支撑社会实践问题研究,而社会实践问题研究成果反过来可以丰富和夯实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发展。[12,13],[14]

  1958年国家体委召开全国体育学院院长座谈会,会上强调了武术在高等体育教育中的作用和价值,随后各大体院相继开设了武术课程或设置了武术系。1963年,武术正式成为《高等学校通用专业目录》体育类下设8个本科专业之一。伴随学科地位的确立,武术理论与实践成为一个持续的研究热点。

  作为民族传统体育的“明星项目”,我国武术社会实践和项目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回顾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历史进程,武术理论与实践是一个受到持续关注的研究领域,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专著方面,以“武术”为关键词,通过“读秀”检索可知,1978—2018年的40年间共出版各类武术书籍1571部。内容主要涵盖单个武术项目介绍及习得方法、单个民族武术梳理和介绍、武术文化传承发展以及学校武术教材等。在学术论文方面,以“武术”为关键词,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得知,1960—2018年在各类期刊上发表的有关武术研究学术论文共计19173篇。主要聚焦于武术实用技法介绍、武术教学方法探索、武术基本理论构建、武术概念本质争鸣、武术普查工作开展、武术学校教学传承、武术国际传播探究、武术市场推广研究以及武术文化剖析评价等。

  人类的认知顺序一般包含:心理现象→社会现象→文化现象,文化现象是人类认知的最高阶段。学界对民族传统体育理论的研究也遵循了从对社会现象的描述上升到文化解读的过程。回顾现有文献可发现,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研究开始于1990年以后。有学者通过对中越边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解读,生动地揭示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地域性、生活性、传承性以及交流交往属性。[15]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北京奥运会之后,关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呈快速发展、稳中有升的态势。究其原因,这与“人文奥运”理念的普及不无关系。因为“人文奥运”理念践行的是以人为本的理念,倡导文化的传承。文化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16]民族传统体育的起源和发展是人为的,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和创新是为人的。但问题的产生也在这里,因为“人为”中的“人”和“为人”中的“人”往往并非同一对象,前者可称为文化主体,后者作为文化客体。伴随着社会变迁和时代发展,文化主体的主体缺位、主体的缺失、抑或主体失语是造成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危机和发展困境的重要原因。基于此,运用多学科手段和方法,通过文化的视角去解读民族传统体育成为一个持续的热点。相关研究主要涵盖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生态与重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开发、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凝聚力利用、民族传统体育数字化与文化传播等方面。

  民族传统体育在外在形式上是一种身体运动,在内在本质上则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产生或适应发展的原生场域,即所谓的生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伴随着民族传统体育所依托之自然环境的改变以及社会环境的变迁,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和发展困境。民族传统体育如何生存和发展,引发了学界高度关切与积极思考,这也是文化自觉的体现。当初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理论,就是在思考快速变化的社会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如何保存和发展。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传统体育自然成为文化自觉的关注对象。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项目整理挖掘、非遗文化保护、校园化传承、国际化传播、产业化发展、竞技化开发、群体化推广以及学科化建设等方面。有学者在总结改革开放40年民族传统体育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对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加强新时代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认同和自信,助推我国体育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强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体医结合”,为推动“健康中国”战略贡献力量;推动优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场景化”和“生活化”传承,满足大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17]

  推动学科发展必须依托一支优秀而可持续的研究队伍。新中国成立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民族传统体育学取得了喜人的成就,其保障之一就是拥有一支务实的研究队伍,并且呈现出良好的梯队结构。

  根据该领域学者的出生年代进行划分,笔者选取了其中的少数代表,如:20世纪40年代的邱丕相等,主要研究武术运动员的体能特点、中华武术的民族文化特性、中国传统健身的源流与方法、运动技术的生物力学分析等;20世纪50年代的胡小明、蔡仲林、饶远等,蔡仲林主要聚焦武术教学改革与发展,胡小明和饶远创新性地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解读民族传统体育;20世纪60年代的倪依克、白晋湘、戴国斌、陈青、王岗、韦晓康等学者构成了当前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队伍的中坚力量,他们在继承前辈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多学科知识和方法,紧密结合时代发展需要开拓创新,产出了一系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有力地提升了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影响力;20世纪70年代的郑国华、郭玉成等学者的鲜明特点是学历高且具有国际视野,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国际化传播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第一,出版了一系列高水平民族传统体育学理论专著,为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仅以“民族传统体育学”命名的就有多部。2同时一系列教材的出版为高校专业人才培养提供了保障。3第二,围绕民族传统体育学热点和难点问题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1992—2018年共发表核心期刊论文1230篇,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均有明显提升。相关研究中既有聚焦单个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深耕细作,也有宏观的回顾和梳理,既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也有跨文化的比较分析。第三,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者承担了一系列重大重点研究课题,其中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3项。4重大课题的相继立项标志着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在学术共同体中认可度得到显著提升,这既解决了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入流入圈问题,也为民族传统体育学科提供了更高的研究平台和更广的研究视野。

  新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视野的形成和拓展经历了四次转变,即由关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实践转向关注理论研究、由关注单学科实证研究转向多学科理论应用、由关注项目自身发展转向国家在场的当代传承、由关注国内传承发展转向国际交流传播。

  首先,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理论研究和学科基础处于萌芽状态。因此民族传统体育的种类梳理和项目实践自然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研究的兴起,一批学者在关注民族传统体育社会实践的同时,开始给予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关注。其次,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更多地聚焦民族传统体育的本质特征、价值功能等基本理论问题。随着学科交叉融合不断发展,学者们积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民族传统体育进行解读。再次,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进步,学者们开始“跳出体育看体育”,[18]即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审视民族传统体育的调适和发展。最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文明互鉴交流日益频繁,学者们开始从国际视野对民族传统体育的跨文化交流进行思考。

  回望新中国70年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发展历程,学科建设从无到有、成绩斐然。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学科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如:理论研究较多,但指导实践不足;研究视域较广,但关注学科自身建设不够;文献研究较多,但结合社会需求较少;文化传播研究较多,但话语体系构建较少;文化传承研究较多,但对教育传承关注不够。进入新时代,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时代特征”和“文化属性”得到进一步凸显,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发展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基于此,笔者认为应重点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深化与拓展。

  每个学科在不同的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问题,尤其是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民族传统体育学作为一门学科,首先要解决的是自洽性问题,即证明自己是一门学科,能够满足成为一门学科的必备条件。其实民族传统体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一直颇受学术界的争议,质疑点主要集中于“民族传统体育学是一个相对集中的研究领域,还是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18]之所以受到争议,主要是人们依照经典学科“三独立”标准而提出质疑,即民族传统体育学是否满足“独特的研究对象、独特的研究方法、独立的理论体系”。其实受到争议和质疑的不仅是民族传统体育学,高等教育研究也曾经历类似的境遇。同样作为教育学门类下的二级学科,民族传统体育学可以积极借鉴高等教育研究的应答策略,不必拘泥于“三独立”的窠臼,正如潘懋元先生所说:“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标准,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要有跟其他学科不同的东西,有自己的特色,还要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19]伴随着学科交叉和融合的不断深化,研究对象、方法抑或理论体系是很难做到泾渭分明的,因而“有自己的特色”就显得尤为重要。民族传统体育学科要做到特色的理论依托、特色的研究群体、特色的研究旨趣以及特色的人才培养,从而在完善自身学科体系的同时,为满足社会需要发挥自身学科的独特作用。

  学科是时代的产物,满足社会需要是学科调适和发展的重要目标。学科研究不仅是为了完善自身,更是为了解释和解答社会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20]实践是推动理论创新的源泉。一般来说,学科研究分为“理论导向研究”和“问题导向研究”。[21]对于当前民族传统体育学科而言,“理论导向研究”意在建构或完善特色理论依托,“问题导向研究”则需聚焦解释和解答社会现实问题。民族传统体育必须通过服务于社会,来寻找自身的价值。[22]考虑学科特点结合社会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学科需要重点关注学科建设、专业发展、文化变迁、文化保护、产业升级、群体推广、赛事优化以及校园传承等问题。以群体推广为例,在全民健身的氛围中,在健康中国的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完全可以发挥自身特点与优势提供服务,充分发挥民族传统体育深厚的养生文化内涵。[23]民族传统体育以丰富的项目设置和文化魅力,可以为全民健身提供多样化选择。强化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服务人的健康研究,也是一个持续性的研究领域。[24]

  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关键在于激活具有传承职能的主体,提高参与者的主观能动性。强化学校传承是实现民族传统体育自身调适和发展的“关键一招”。尽管民族传统体育的本质特征和类属划分一直存在争议,但是不可否认,现代化语境下民族传统体育是一种体育表现形式,同时也是一种民族文化的表达方式。而学校是体育教育和文化传承的理想场域,也是最为重要的途径。一个多民族国家在人类共同文化成果的传递过程中,不仅要传承创新本国主流文化,也要传承创新本国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25]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学校传承的整体状况不够理想,即使是在民族多样、文化多元的民族院校,民族传统体育也未能得到充分的传承。其中制约因素复杂多样,而课程、教学和师资是最重要的因素。课程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之间的纽带,是实现学校教学目的的载体,也是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基本保证。课程与文化联系紧密,相互促进。课程是文化传承的工具。[26]教学是知识传递、文化传承以及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而课程的实施、教学的完成最终还得依托师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27]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学校情境下的传承可以被形容为教师的“传”和学生的“承”,没有“传”,“承”就成为水中月、镜中花了。因此,有效弥补民族传统体育师资队伍不足,是民族传统体育学校传承的题中之意。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线]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尤其武术文化在是对外交流中一个非常合适的文化载体。当前,体育交流正日益成为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交往的一部分,将不断激发出国际体育交流的巨大潜力,展示中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29]因此,如何更好地服务日益频繁的国际交流,构建以武术项目为代表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交流平台和传播体系,理应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

  学科的发展反映出时代的变迁,每一门学科的发展都是一个逐步探索、不断完善、螺旋上升的过程。解释、解答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满足社会需要是学科发展的内生动力。基于此,作为相对年轻的“学术部落”,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建设既需要保持低头拉车的实干精神,也要有抬头望路的规划意识。既要总结有效的经验和做法,也要审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客观而言,要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学科70年发展历程进行一次系统、完整的回顾并非易事。因此,本文是从一种相对主观的视角,立足于学术和学科发展的需要,对新中国70年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发展历程进行概括式的总结。由于能力和篇幅所限,文中列举的书名、篇名、课题名、人名、机构名等只是代表性地呈现,未能做到系统完整地考察。尽管存在遗憾和不足,还是期待本文能为相关研究提供思路拓展和资料参考,助力学科发展。

  [1] 蔡京.民族体育之花——谈谈新中国的武术运动[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59:4.

  [3] 傅砚农.“文革”中农村体育“兴盛”现象的思考[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90(2):26-30.

  [5] 刘轶,蔡仲林.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办学历程及发展路径[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7,35(5):73-76.

  [6] 黄汉升.新中国体育学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回顾与展望[J].体育科学,2007,27(9):3-20.

  [9] 武冬.从学科的角度全面审视民族传统体育学——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的基本认识[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6,29(4):522-525.

  [12] 倪依克,邵晓军,张自治.民族传统体育学学科建设的理论基础[J].体育科学,2005(1):56-60.

  [13] 崔建功,曹运华,叶伟.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兼论该学科产生的时代背景[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7(5):665-666.

  [14] 方征,刘新华.论民族传统体育学学科的理论基础[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8(9):53-60.

  [16] 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226-227.

  [17] 白晋湘.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改革发展40年回顾与展望[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8,42(5):9-14.

  [18] 白晋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建设研究[J].体育科学,2018,38(10):12-18.

  [19] 潘懋元,蔡宗模,朱乐平,等.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70周年:回顾与前瞻——潘懋元先生专访[J].重庆高教研究,2019,7(1):5-9.

  [20]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线] 杨圣敏.民族学如何进步——对民族学发展道路的几点看法[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3(6):5-22.

  [22] 郑国华.失衡与适应: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J].思想战线] 王艳红,石爱桥.“健康中国”视域下的传统体育养生文化[J].甘肃社会科学,2017(5):45-50.

  [24] 池建.写在“民族传统体育学”栏目开设前面的话[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7,40(1):116-118.

  [25] 袁利平,刘晓艳.我国民族地区高校校本课程开发的时代意义与路径探索[J].民族教育研究,2018,29(1):63-68.

  [26] 郝德永.课程与文化:一个后现代的检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1-2.

  [27] 人民日报评论员.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国教育大会重要讲线]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97-198.

  [29] 孙壮志.“一带一路”背景下拓展国际体育合作的新路径[J].体育科学,2018,38(9):15-20.

  1通过查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官网可知,项目可检索的最早年份为1994年,体育学科的最早年份为1997年。

  2(1)参见徐金尧:《民族传统体育学》人民体育出版社2000年;方征:《少数民族体育学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刘少英:《民族传统体育学》民族出版社2011年;崔乐泉:《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学出版社2018年等。

  3(2)参见周伟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概论高级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邱丕相:《民族传统体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戴国斌:《民族传统体育概论(第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等。

  4(3)参见白晋湘主持的“中国古代体育项目志(负责少数民族部分)”;崔乐泉主持的“中国古代体育项目志(负责汉民族部分)”;陈小蓉主持的“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数据库建设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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