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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荆州百年》前言

[导读]: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的10年中,中国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程度地发展。由于周边地区军阀割据局面的结束,荆州地区经历了一个没有直接受大规模战争破坏的相对稳定时期。尽管经历了...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的10年中,中国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程度地发展。由于周边地区军阀割据局面的结束,荆州地区经历了一个没有直接受大规模战争破坏的相对稳定时期。尽管经历了1931年、1935年两次大水灾,但整个荆州市场还算活跃,社会经济借助自身某些有利条件得到迅速发展,形成自晚清以来的第三次社会变革高潮。以商业贸易为例,1928年沙市匹头销售折合四君子哔叽布97万匹,比1919年增长了1.3倍。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实施关税自主,调整了商品税率,并奖励外销,组织直接对外贸易,使荆州的对外贸易迅速活跃。沙市海关1928年棉花转口输出达70万担,成为全国棉花输出的第三大口岸。本年沙市海关进出口货值由1900年的550759海关两猛升至38910321海关两,创晚清至民国间最高值。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重视现代工业的发展,为此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据此荆州地方政府也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以推动本地工业的恢复和发展。荆属各县以江陵、荆门二地发展尤快。如:正明面粉厂、沙市纱厂、沙市打包厂、沙市电气厂、沙市长丰机器翻砂厂等现代企业先后建成。其中以沙市纱厂、沙市打包厂、沙市长丰机器翻砂厂最具规模和实力,跻身于全省大企业行列。

  1930年后,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和1931年、1935年两次大水灾的袭击,荆州的商业贸易一度萧条呆滞。1935年沙市海关进出口货值降至12918991海关两。到1936年开始复苏,据湖北省政府秘书处1937年所编《湖北年鉴第一回》载:本年全省主要商市的商户数为22615户,其中沙市有2287户;全省主要商市的营业总额为385358466元,其中沙市为8645764元。本年沙市海关进出口货值也升至21443000海关两。

  南京国民政府10年,荆州的交通事业有较大发展。如:水运航道多达100多条,通航总里程约4800公里(不含长江、汉水过境段里程)。公路建设的成绩也十分显著,至1936年,境内已有公路28条,计1711公里。这一时期交通事业拓展的另一瞩目成果是创建民用航空。1929年10月,境内第一个飞机场——沙市三板桥机场建成,随后又在沙市二郎门至玉和坪长江江面建水上机场,供过境班机起降。

  荆州以雨水农业为主,农业状况如何,直接关系着本地的经济全局,影响社会稳定和政权基础。如何在保持传统经济特征的同时,又有选择的借鉴近代生产方式和民主理念,当局作了一些探索和尝试。从1932年始,荆州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的措施,包括:整理田赋,调节农业负担;兴修水利,防治水患;发放农业贷款,扶持农业经济复兴;推广良种,改良农业等。由于上述措施,从1932年始,主要农作物产量基本平稳回升。据《湖北年鉴第一回》载:1936年,江陵稻谷产量260万担,小麦66万担;沔阳稻谷产量270万担,小麦85万担;荆门稻谷产量240万担;潜江小麦产量50万担,均为全省产粮大县。1937年荆属各县粮食自给的有:监利、石首、荆门;基本自给的有:公安、松滋;丰年有余、灾年不足的有:沔阳、江陵;自给不足的有:潜江、枝江等。

  教育现代化是整个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晚清至民国期间,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是荆州由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期。这一时期,教育理论、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等等都有较大发展。主要体现是:现代学制基本定型,普通教育成倍增长,私立学校迅猛发展。以荆沙城区为例:1934年仅有中学1所,至1936年增至4所(公、私立各2所),有学生313人(公立151人,私立162人);1934年有小学36所,学生3565人,至1936年增至46所(公立25,私立21),学生5673人。此外,还有私塾160所,学生5517人。需要强调的是:开荆州近现代性质私立学校之嚆矢的是教会学校,它是随着传教士的足迹在荆州植根的。传教士们在荆州各地布道、进行文化渗透的同时,亦传播了西方民主思潮和现代科学知识。这些,促进了荆州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来源之一。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新型教育理论、思想和体制的引进,加速了旧式教育的解体与崩溃。在它的推进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刺激下,荆州境内涌现出一批有别于旧式教育机制的全新教育学堂。荆州人民借助于教会学校,在引进西方先进教育制度的同进,也引进了全新的教育思想、价值观念和教学方法。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从维护和巩固政权的需要出发,制定了一系列法规,以推进文化建设和强化对文化领域的管制。这一时期,荆州的文化事业也有一定发展。以报刊为例,原有的一些报刊或停止或查禁,此时又出现了一批新报刊,1927—1937年间,境内(包括洪湖苏区)先后出现了30多种报刊。医疗卫生事业较之以前也有一定的发展,截止1937年,境内共有29所医院,18所诊所,233张病床,62名医师,32名药剂师,81名护士。

  作为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和地方军“围剿”红军重要地区之一的荆州,频繁的“围剿”和镇压,既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诸多苦难,也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相当破坏。

  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荆州各阶层人民始终以高昂的斗志,站在抗日斗争的前沿阵地,并通过各种形式推动抗日救亡运动。

  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日救亡运动的大潮波浪式地从上海—南京—武汉,推向荆州。国共两党再次携手合作,聚集空前强大的抗日救亡的群众力量,以保障东南及沿海工业西迁,全力支援关系中华存亡的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宜昌会战、常德会战、鄂西会战等重大保卫战。中共领导的襄南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在荆州人民的大力支援下,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有力打击日伪势力,支援了正面战场。

  1940年3月开始,荆州各县相继沦陷。日军的铁蹄踏入荆州地区后,一边以凶残的手段制造数不清的暴行,一边着手建立和强化各级伪政权,借以巩固其军事成果和维护其殖民统治。

  日军占领荆州各县后,开始有计划地疯狂掠夺,以维持其战争。其手段为:一是破坏民族经济,对沦陷区疯狂掠夺,沙市因战争被迫西迁的工厂就有19家。这座江汉平原的商贸中心遭到重创,从此一蹶不振。以1940年为例,当年沙市海关进出口货值由上年的11257000海关两降至9720000海关两;二是实行战时统制制度,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为战争输送财力;三是建立官方金融机构,进行垄断性掠夺。如日军扶植的汉口中江实业银行,就在沙市设立分行,代理日伪政权垄断沙市及周边地区金融。并滥发伪货币,造成剧烈的通货膨胀,加重了社会的经济危机。沦陷期间,日伪政权还实施奴化教育和文化统制,以麻痹荆州人民的民族意识,强化其殖民统治。荆州人民自晚清至民国几十年间苦心创造的社会财富和经济基础,此间被破坏殆尽。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战后围绕中国向何处去,国共两党又开始进行殊死较量。四年的争战,荆州的经济几至全面崩溃。

  由于国民党政府政治机制的腐败,致使军事上节节失败,加上其官僚资本经济体制,造成经济上空前危机,通货恶性膨胀,以至不可挽救。

  百年荆州,荆州百年。今天当我们享受着现代文明成果的时候,应当深入地了解昨天那段筚路蓝缕的过程。

  2002年3月21日,荆州市政协主席会议决定,我担任《荆州百年》总纂。受命重任后,我放弃了个人一本著作的撰写,全力投入《荆州百年》一书中。

  首先,我自省社科院和本市有关部门物色了几位或长期从事近代史研究、或多年致力地方史志工作的学者,担任撰稿人。

  几十年来,各种版本的《世界通史》、《中国通史》不少,省级通史(如《上海通史》、《湖北通史》)也出版了一些,而地市级的《通史》却未见到。《荆州百年》如何撰写呢?

  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各地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历史也就显示了地区的差别性。只有深刻认识这种差别性,一部中国近代史才能丰富多采地、准确地阐明百年发展的规律性。

  在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后,社会科学应该紧密联系实际,为经济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时代迫切需要我们重新认识荆州的历史和现状,从而确立荆州在未来发展中新的地位和作用。

  基于此,我提出《荆州百年》的编纂方针是:“站在21世纪的高度,以新的理念和视角,多层次、全方位梳理荆州百年发展的脉络,客观、公正地评述过往的人和事,突出以人为本、社会经济发展的主线″。我的想法得到了几位撰稿人的认同。接着,我草拟出全书的纲目草案,经大家商定后各自分章撰写。

  主题思想明确后,我们几位撰稿人先后奔赴全市各档案馆、图书馆和地方史志部门查阅档案资料。仅我个人就在档案馆里蹲了八个月,查阅各种档案不下三吨,我的视力也由1.5降到了0.8。为方便各位撰稿人,我将个人收藏的2万余册图书全部无偿供大家查阅、使用。

  《荆州百年》一书的具体分工是:《前言》、《大事记》由我执笔;第1-3章由徐凯希先生执笔;第4章由黎安国先生执笔;第5章初稿由武育香先生撰写,由于原稿篇幅过于繁杂,我进行了较大的压缩和改写;第6-7章由张家清先生执笔。然后由我总纂。我总纂全书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核实全书涉及的诸多人名、地名、职务、年号、称谓等;二、尽可能更正各章节一些史实错误;三、尽量淡化有关章节的文学描写色彩、政治斗争色彩,强调以人为本、社会经济发展的主题,寓评论于叙述中。最后请李开进先生审定。王培泉、尹福宪二位先生作了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

  荆州是湖北的一部分,也是中国的一部分,百年的发展变化离不开湖北乃至中国这个大背景。换句话说,荆州这个局部与湖北和中国这个整体始终处于互动之中,有时整体决定或者制约局部,有时是局部影响整体。我们在论述荆州百年历史时,首先以现今荆州市境的空间范围为主,但在牵涉事件发展时,必然会越出今荆州市境,全省乃至全国,尤其周边地区(特别是旧荆州所辖地区)的情形,也有所涉及。

  《荆州百年》着力展现了百年荆州的环境变迁、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文化兴替等多方面的概貌;重点突出了百年荆州重大历史事件、体制兴革、政局清浊、经济荣枯等历史断层面。

  纵观《荆州百年》,我个人认为有如下特色:一是突破了多年来地方史志强调“阶级斗争”、“革命斗争”、“厚今薄古”等程式化的窠臼,强调以人为本、社会经济发展为主线;二是客观、公正地评述历史人物和事件,既不因事废人,也不因人废事。如:1898年沙市″火烧洋码头″事件,南京国民政府十年的功过,抗战中国共两党各自的贡献,以及徐源泉、雷啸岑等人的功过等等,较过去地方史志的评述,都有较大的突破;三是史料翔实,具有较强的可读性。我们是根据大量史料撰写此书,既纠正了过去地方史志的一些谬误,又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

  几年来,我们几位撰稿人把编撰《荆州百年》当作一件名山事业,以对历史负责和有益当代、惠及子孙的态度,冒酷暑,战严寒,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广征博搜,钩隐探微,终成此书。大家有一个共同心愿:″衣带渐宽终不悔″,为《百年》消得人憔悴!

  由于我们的史识、分析、综合、表述方式和掌握的资料不尽一致,加上时间仓促,使得本书不少史实尚待考证,论述尚待商榷,整体不够恰当,风格不够统一等等。

  历史研究无止境,真实是历史研究的生命。我们尽了努力,但探索没有结束,我们殷切期望广大读者朋友的批评指正。(全篇完)

  刘作忠(1954一),荆州人。曾任湖北荆州市政协文史办公室主任,副研究员。1981年始从事地域文化和中国近代史研究。主编、责编荆州地方史志30多种,在海峡两岸报刊发表文史类文百万余字。另编著《湖北名胜楹联》《民国野史》《挽孙中山先生联选》《挽陈其美先生楹联辑》《近代荆州名人剪影》《从荆州走出的十大院士》《中国巫道文化资料汇编》等。1994年被中国楹联学会评为“全国联坛十秀”之一,2000年被文化部和全国妇联评为全国百名优秀读书家庭之一,2017年被中国人民大学等6高校评为“全国爱故乡十大年度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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